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之后，紅軍像重新獲得了新的生命，他們重振旗鼓，振奮精神，在中央軍委的指揮下，展開了機動靈活的運動戰。他們轉戰貴州、四川、云南邊界地區，四渡赤水，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殲滅大量敵人。隨后，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誘出滇軍來援。這時，紅軍出其不意地向云南疾進，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隨即于5月初搶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紅軍擺脫了優勢敵軍的追堵攔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之后，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得到彝族人民的支援，順利通過大涼山地區。1935年5月下旬，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人跡罕至的夾金山，在6月14日與先期到達懋功的紅軍第四軍會師。
兩軍會師后，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正確制定統一的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6月26日召開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陜甘蘇區。7月上旬，紅軍連續翻越夢筆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達四川松潘地區的毛兒蓋。8月上旬，中央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組成左、右路軍經草地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先后抵達阿壩和巴西地區。9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率領左路軍抵達阿壩地區。之后，他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央和右路軍南下，甚至企圖危害中央。中央發覺后，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單獨北上，并攻占天險臘子口。10月間，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偽中央后，率領紅四方面軍南下，分裂黨和紅軍。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斗爭，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于10月19日抵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紅四方面軍南下后，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攻襲擊，被迫退往西康的甘孜一帶，并于1936年7月2日，在此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在朱德、賀龍、劉伯承的斗爭和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要求下，張國燾被迫取消偽中央，同意與紅二方面軍（紅二、六軍團于會師后改稱紅二方面軍）繼續北上。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同紅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至此，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
長征意義
紅軍長征的勝利，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長征是在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反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勝利的。它充分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精神。這種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和她所領導的紅軍發展壯大的巨大精神力量，并給了全國人民以巨大的影響。中國工農紅軍的三大主力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先后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進行了戰略大轉移。長征勝利地跨越了12個省、總行程達2.5萬里以上。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熊熊燃燒起來的時候，這三支主力紅軍為擔負起中國革命的新任務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職責而在西北會師，這無疑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正如毛澤東同志所宣稱的那樣，“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它預示著中國革命新的局面的開始。長征用鐵的事實表明，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堅強的生命力，他們是國內外任何反動勢力所不可戰勝的.
長征過程
中央紅軍長征從1934年10月10日到1936年10月，起點是江西瑞金和福建長汀，經福建、江西、廣東、廣西、湖南、貴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肅、寧夏、陜西，最終到達陜甘蘇區和陜北蘇區。
六軍團長征從1934年8月到10月，起點是湘贛邊界羅霄山脈北段，最終到達鄂西與紅3軍會師，3軍恢復二軍團番號，共同創建湘鄂川黔蘇區。
七軍團長征從1934年9月到11月，起點是中央蘇區，終點是閩浙贛蘇區。
十軍團長征從1934年11月到1935年1月，起點是贛東北，至皖南伏擊國民黨軍王耀武部，遭到白軍猛烈反擊，傷亡慘重；隨后在皖南懷玉山遭到白軍圍殲，除參謀長粟裕率先頭部隊突圍外，余部全軍覆滅。
25軍長征從1934年11月到1935年9月，起點是大別山，經湖北、河南、隴東，終點是陜北，與當地紅26軍、27軍合編為15軍團。
四方面軍長征從1935年5月到1936年10月，起點是川陜蘇區嘉陵江畔，經四川、西康、甘肅、寧夏、陜西，終點是陜甘蘇區；其中9軍、30軍和由中央紅軍五軍團改編的5軍組成西路軍，在到達陜甘蘇區前的寧夏戰役中西渡黃河，經寧夏、甘肅、青海，在消滅了總數超過自己的馬家軍部隊的同時，先后于 1936年12月、1937年1月和3月遭到馬家軍的殲滅性打擊，殘部于1937年4月到達新疆，是最后一支結束長征的紅軍部隊。
二、六軍團長征從1935年11月到1936年10月，起點是湘鄂川黔蘇區，經湖南、湖北、四川、貴州、云南、西康，在甘孜與由中央紅軍九軍團改編的32軍合編為二方面軍后，經甘肅、寧夏，終點是陜甘蘇區。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后方機關共8.6萬余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而又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它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3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征。
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陜北，歷時兩年整，行程上萬里，其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斗。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余下來的100天大多都在戰斗中渡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